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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“久假而不归”的王霸之辨
2017-12-08 00:00

  《孟子》13·30的字数不多,但从王霸之辨的角度看,它在孟学史上的解释难度非同小可。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:“尧、舜,性之也;汤、武,身之也”是一部分,“五霸,假之也。久假而不归,恶知其非有也”是另一部分。后一部分是难点之所在。

  先看第一部分。《孟子》8·19谈到舜“由仁义行,非行仁义也”。朱熹(1130—1200)的《孟子集注》卷8曾说:“由仁义行,非行仁义,则仁义已根于心,而所行皆从此出。非以仁义为美,而后勉强行之,所谓安而行之也。此则圣人之事,不待存之,而无不存矣。”所谓“勉强行之”“安而行之”是孔子的说法,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:“或生而知之,或学而知之,或困而知之,及其知之一也;或安而行之,或利而行之,或勉强而行之,及其成功一也。”再剥一层笋子,我们知道孔子说过:“生而知之者上也,学而知之者次也;困而学之,又其次也;困而不学,民斯为下矣。”(《论语》16·9)

  以孟解孟,“性之”是“由仁义行”;以孔解孟,“性之”是“生而知之”“安而行之”。同理,“身之”是孟子说的“行仁义”,是孔子说的“学而知之”“利而行之”。联系《孟子》14·33说的“尧、舜,性者也;汤、武,反之也”来看,“性之”亦即“性者”,“身之”亦即“反之”。“性之”是说尧、舜做人做事,自然而然,不假外求,水到渠成;“身之”是说汤、武做人做事,战战兢兢,气养浩然,行守规矩。“性之”的境界高于“身之”,这是孟子的本意。

  再看第二部分。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,从尧、舜与汤、武到五霸是走下坡路,从“性之”与“身之”到“假之”亦然。按照刚才那种以孔解孟的思路,我们能说“假之”就是“困而学之”“勉强而行之”吗?

  《孟子》3·3说过:“以力假仁者霸,霸必有大国;以德行仁者王,王不待大——汤以七十里,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,力不赡也;以德服人者,中心悦而诚服也,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”孟子讲王霸之辨,基调是尊王黜霸,但有没有给霸道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空间呢?既然只靠拳头难以服人,行霸道的人不傻,就会把仁义加进来,亦即以力假仁。我们能说这是“困而学之”吗?你再看看:把仁义加进来以后,成就的不是小国,而是大国。我们能说这是“勉强而行之”吗?

  孟子那个时代叫作战国时代。如果以力假仁做到极至,这个大国不就是整个天下吗?孟子不是孜孜以求天下“定于一”(《孟子》1·6)吗?所以,孟子说五霸“假之”并不是贬义的,而是隐隐约约寄予了某种期望。但是,朱熹未必赞成这一看法。其《孟子集注》卷13说:“言窃其名以终身,而不自知其非真有。”孟子说“假之”,朱熹说“窃”,两者的含义完全一样吗?

  假者,借也。我们试把孟子说的“假之”换成以下情形:有件东西,所有权一直是张三的,使用权一直在李四那里。李四为何一直使用这件东西?盖因他经过张三的同意,把东西借来了,但再也没有归还。既然张三同意把自己的东西借给李四,那么,即便李四再也不归还,我们能说李四是偷吗?朱熹把“假之”理解为“窃”,有过度解释的嫌疑吗?

  问题来了:我们能把仁义比作实实在在的一把锄头、一头牛吗?假如可以,仁义究竟是谁的?有没有一个叫张三的是仁义的主人?然后,李四从他那里借来仁义?这类提问显然不是好的提问,甚至会让提问者陷入死胡同。按照孟子的逻辑,仁义既是抽象的、又是具体的,仁义是具体的抽象、抽象的具体,圣人能把抽象的仁义转变为具体的仁政。五霸之前,尧、舜、汤、武治国理政,靠的就是仁政。所谓“假之”,是说五霸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,同样拿仁政来打理国家。

  真正的问题包括两方面:一方面,就客观而言,假如五霸一直拿仁政来治国,再也不行暴政,那么,久而久之,仁义会变成五霸自身拥有的东西吗?“黑五霸”会蜕变为“红五类”吗?另一方面,就主观而言,在“久假而不归”的情形下,五霸最终会把仁义当成自己真实拥有的东西吗?若是如此,“黑五霸”不就成了“红五类”吗?

  论客观,朱熹说“窃”;论主观,朱熹说五霸“不自知其非真有”。换成大白话,五霸再怎么努力行仁义、行仁政,也是白搭。说到这一点,黄宗羲(1610—1695)堪称朱熹坚定的盟友,其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《孟子师说》卷1“齐桓、晋文之事”章就说:“王霸之分,不在事功而在心术:事功本之心术者,所谓‘由仁义行’,王道也;只从迹上模仿,虽件件是王者之事,所谓‘行仁义’者,霸也。”

  回溯思想史,有些思想家并不把王霸之辨看成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。扬雄(前53—18)的《法言·孝至》说:“假儒衣、书,服而读之,三月不归,孰曰非儒也?”在此,从假到真,三个月就够了。孟子说的“久假而不归”,至少不止三个月吧?赵岐(?—201)说:“五霸若能久假仁义,譬如假物,久而不归,安知其不真有也。”(《孟子正义》卷27录)你客观上行仁义,主观上就有可能把仁义当成自己的东西。赵岐的暧昧之意跃然纸上,但骨子里呢?他显然是肯定五霸最终在主观上也会把仁义当成自己所有的东西。

  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卷13注云:“旧说,久假不归,即为真有,则误矣。”这是含沙射影地批评赵岐吗?注意,赵岐只是骨子里肯定,而“即为真有”是千真万确的肯定语气。那么,朱熹是在批评同时代的思想哥们张栻(1133—1180)吗?张栻的《孟子说》卷7曾说:“若使其久假而不归,亦岂不美乎?夫假之者,未有不归者也。使其假而能久,久之而不归,则必有非苟然者矣。是必因其假而有所感发于中,而后能然也。至其不归,则孰曰非已有乎?有之者不系于假,而系于不归也。孟子斯言,与人为善,而开其自新之道,所以待天下与来世者,亦可谓弘裕矣。”张栻说《孟子》13·30是孟子“开其自新之道,所以待天下与来世者”,不就是“即为真有”的意思吗?

  在金代的王若虚(1174—1243)看来,张栻“其说甚好”,朱熹“陋哉斯言”。其《滹南遗老集》卷8《孟子辨惑》还说:“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,君子多方教人,要以趋于善而已。故利而行之,勉强而行之,皆在所取,以为成功则一也。若如朱氏之言,自非尧、舜,举皆徒劳而无益,谁复可进哉?方渠未成书时,尝有此义,质于南轩,南轩答之如今所说,而卒从己意。甚矣,好高而不通也。”这番话说得有点绝:前面一半,旨在呼应张栻说的孟子之“弘裕”;后面一半,揭秘了朱熹没有采纳张栻之说的思想史往事。

  如果有兴趣,再加上有时间,任何人都可以拿《孟子》13·30说的“五霸,假之也。久假而不归,恶知其非有也”,写出一本不薄的小书。思想史是聚讼纷纭的历史,不会有标准答案。要问我的意见,我只能说我们每个人都有“性之”“身之”“假之”的成分:首先有至亲之情。天生就爱自己的父母、爱自己的小孩,这是“性之”。所以我们离不开家庭,一定要重情。其次有人伦之礼。“克己复礼为仁”(《论语》12·1),后天的修养、践行十分重要,这是“身之”。所以我们离不开教化,一定要讲礼。第三有社会之法。它们原本不是自己的,而是借来后再也没有归还,慢慢变成自己的美德,这是“假之”。所以我们离不开管理,一定要守法。

  我们的一生短暂、甚至不免有些局促,但这三种成分缺一不可。我们必须切记:“性之”“身之”“假之”均以仁义为本。现代社会既需要以德治国,更需要依法治国。仔细掂量一下,你能不清楚管理、“假之”占有多大的人生分量吗?你借得越久越好,甚至一辈子不归还,此乃孟子之喜;你借一下就还回来,甚至根本就不借,此乃孟子之忧。至此,我也终于在朱熹、张栻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。

  (作者为中国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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